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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并超越它的歷史必然性，它就不再稱得上是藝術，充其量只能淪為“政權藝術”。保羅和特羅斯特重新設計的慕尼黑國王廣場，追求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紀念性城市酒店標識設計的特點，簡化成了表現景觀的純粹幾何關系的節點。
    城市空間作為“虛體”，而紀念碑作為“實體”，預示了納粹城市的理想結構。
 

    斯皮爾設計的齊柏林廣場成為一系列特殊儀式的場所，周圍的一系列建筑由魯夫設計，全部都喪失了建筑的真實性，變成了一片燈光下的舞臺布景。20世紀30年代末，納粹政府甚至提出，主要城市均應以此為典范。
    納粹的反城市主義試圖超越歷史，并取消歷史以及所有的辯證關系。在這種狀態下，城市的歷史有機性被徹底的忽視了。